因为研究他，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这些著名教授 一致推荐这本书





后记

我于1999年初完成《顾维钧传》，列入石源华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于该年底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该套丛书对篇幅有统一要求，而且当时我刚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顾维钧档案，还来不及消化所有史料，所以《顾维钧传》只是我对顾维钧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在限期交稿后，我就一直想重写一本更详尽的顾维钧传。但完成那本传记后不久，我的研究兴趣转向新的领域，重写之事就拖了下来。此后有出版社再版“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时，希望重印《顾维钧传》，但我不想原封不动地再版，而重写或修改又抽不出时间，只能婉言谢绝了。但此事一直挂在心头。

2020年暑假，我终于下决心了却这桩心事，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新冠疫情肆虐而只能宅在家中，反而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此外，在新研究领域中的探索有些艰辛，面临困难，进展不顺，就想到回老本行吸收一些新能量，将原先拖下来的事情先完成。

尽管一直关注着民国外交史领域，但差不多20年后重新全力投入对顾维钧的研究时，我最为感叹的是如今可供利用的民国史料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到台北花一个月时间只能查阅数个卷宗的北洋时期外交档案，如今坐在书桌前按着鼠标就可轻易获得。顾维钧担任过总编辑的哥伦比亚大学校报《哥大旁观者》，之前在哥大图书馆也不易查得，现在不仅全套上网，还提供检索功能。这些年出版的多种大型成套资料集以及蒋介石日记等史料，都极大地丰富了史料来源。近年来民国外交史以及其他领域如留学生史的新进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使我可以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叙述和审视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以往语焉不详或没有弄清的问题，如顾维钧父亲顾溶的身世、顾维钧与袁世凯称帝的关系，在史料来源开拓后得以澄清；原来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如顾维钧与北洋政治以及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因为自己做了专题研究，则新列章节予以论述；即使旧版中已有叙述的，也都依据新史料或新研究改写，以更充分全面地展现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因此，现在完成的这本顾维钧传是在旧版基础上重写的一本新传，篇幅从之前的20万字出头扩展到40万字，差不多翻了一番。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最基本的史料当然还是顾维钧文件集（Wellington Koo Papers）。顾维钧是一个历史的有心人，他不仅口述了600多万字的回忆录，还保存下外交生涯中经手的几乎所有文件（除北洋时期的大量文件留在北京和天津的住宅散失外），这是他那一代外交官中绝无仅有的。1997年8月到1998年7月，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系统地查阅了顾维钧捐赠给母校的225盒文件。在此之前，还没有学者能够这样系统地查阅顾维钧文件。因为那时中国学者还很少有机会那么长时间待在美国，而美国学者无法细读顾维钧文件中许多中文手稿。那一年中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去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用到纽约后刚买的第一台手提电脑录入感兴趣的文件，有时也会直接抄录在卡片上。午间休息时，坐在图书馆对面行政主楼前的台阶上，吃着早上出门前自己准备的三明治，身边总有几只萌态可掬的松鼠和停下来觅食的鸽子陪伴，春日或秋阳下会闭眼小憩片刻。这是我从事历史研究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2019年4月，我重访哥大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查阅顾维钧家属新捐赠的57盒文件。午餐后特地到行政主楼前的台阶上小坐，仍有松鼠和鸽子来到身边，用新奇的眼光瞅着我，显然已非当年阶上物。如今顾维钧捐赠的225盒文件，在杨雪兰女士和金以林研究员的推动和主持下，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合作完成了数字化，国内学者不到哥大也能方便地使用这批珍贵史料了。

我对顾维钧的研究开始于跟随汪熙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汪先生要求我完成一部顾维钧与中美关系的专著，列入他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汪先生交办的这件事拖了下来。好些年，每次去拜见汪先生，心中都很忐忑，也很愧疚。如今这本书，是向汪先生在天之灵补交的一份作业。我也很高兴能借此机会致敬我的硕士导师余子道先生。余先生今年已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在研究顾维钧的这些年间，我有幸得到顾维钧亲属的关心和支持。1997年8月，我刚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顾维钧文件，就在那里遇到了也来查阅档案的顾维钧女儿顾菊珍女士。此后，她邀请我去在曼哈顿东城的家中，并告诉我，我们谈话的客厅就是当年顾维钧与章含之见面的地方。我从哥大回国后不久，与已经到上海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中国发展和亚太地区顾问的顾维钧继女杨雪兰女士相识，在她的全力支持下，于2000年9月在复旦大学举办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年逾八十的顾菊珍也专程从纽约赶来参会。会后不久，我正好到纽约参加学术会议，杨雪兰安排我去见顾维钧夫人严幼韵女士。见面的地方就是顾维钧晚年居住的公寓。那年严幼韵已是9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谈笑自若，给人感觉就是一位80岁左右的老太太。当时我正着手编顾维钧的画传，顾菊珍和杨雪兰提供了许多照片，但有些照片的时间或其中的人物难以确定，就去问严幼韵。她的记忆十分清楚，对我的问题一一作答。2006年初，我有幸再次在纽约拜访已过百岁的严幼韵，她以亲手调制的龙虾沙拉热情待客。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能与研究对象的亲属这样贴近地来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有助于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对我的研究十分关心，并尽力给予各种帮助，但从不过问我在研究中对顾维钧功过得失的评判。如今，她们三人都已先后去世，本书的完成是对她们以往支持的最好回报和纪念。严幼韵和顾维钧的外甥女徐景灿女士提供了许多留在顾维钧家中的珍贵资料，顾菊珍的女儿袁英英女士提供了顾菊珍与顾维钧的通信，她们对我的研究一直给予支持，在此予以特别感谢！

开始写作本书时，我十分自然地想到要将书稿交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因为该社在出版界和学术界享有的声誉，还因为该社资深策划徐思彦女史和总编辑杨群先生在我研究顾维钧之初就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以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研读顾维钧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几篇论文就是经他们审阅修改后发表在《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这么多年后，能将顾维钧研究的成果再次交给他们，并且被他们接受，我深感荣幸。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总编辑宋荣欣女史，她获悉我的写作计划后一直予以关心并提供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肖寒博士，他的专业精神让人敬佩，成稿后还存在的错误包括一些不易察觉的错误都被他一一发现，得以在付印前订正，使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本书中的顾维钧照片经樊琳女士精心修整，也在此表示感谢。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受益于以前指导过的学生的最新研究成果。马建标、承红磊、罗毅诸君对北洋时期外交的研究，使我对相关史事的叙述更为全面丰富，也使我得以修正过去研究中的某些判断。这样的收获是写作过程中最为愉快的经历。马建标和罗毅还仔细通读初稿，帮助订正行文叙述中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我以前指导过的学生龚志伟博士帮助释读顾溶墓志铭，黄飞博士和还在读的博士生许浩、李蔚暄、卢宇扬帮助查阅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从1999年完成《顾维钧传》到现在，倏忽之间，已过了22年。完成本书后，我对顾维钧及民国外交的研究就会告一段落，接下来将转回这些年从事的研究课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慢慢前行。

金光耀辛丑岁末于上海新江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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